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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制私募基金税收问题研究丨大成·实践指南

发表时间: 2019-10-06

  私募基金通常有公司制、契约制与合伙制三种组织形式,www.01378.com,经过的不断发展,合伙制私募基金由于其设立简便、治理结构精简、可多层次嵌套等特点,逐渐成为了我国私募基金的主流组织形式。虽然我国税务机关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合伙制私募基金税收问题的文件,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导致政策出台较为零散,产生了税收负担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合伙制私募基金所得税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合伙企业法》等6部法律法规,就其规定的具体内容,笔者整理如下:

  根据合伙制私募基金的运作模式,其主要应税收入包括投资项目公司所产生的股息、分红等权益性投资以及后期退出项目时的股权转让所得。由上述法律法规可知,合伙制私募基金在企业层面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由各合伙人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再区分自然人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以各自的税率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其中,自然人合伙人所得的股息、分红等收益,应当适用“股息、红利”税目,以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权转让所得适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目,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作为法人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所取得的收入均视为企业取得收入,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可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按“经营所得”项目、5%-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有关合伙制私募基金所涉增值税相关事宜,主要规定于《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号)以及《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笔者整理如下:

  在现行增值税相关的税收制度下,合伙型基金系由投资者共同设立的经济实体,是增值税应税行为的实施主体及纳税主体,无论其运营管理系由自身进行还是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人进行,其自身都可以并应当成为其自身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并依法申报纳税。

  合伙型私募基金涉及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主要集中在对私募基金的日常管理和对募集资金进行投资、放贷等资金运用活动的过程中。其取得的管理费、利息、投资收益等收入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主要取决于取得收入的行为是否属于财税36号文中规定的“直接收费金融服务”、“金融商品转让”“贷款服务”三大类应税行为。一旦某项收入属于上述三类应税行为,即需要按照上述税目及税率缴纳增值税。因此在研究私募基金增值税税收问题时,首先应当对税目予以明确。

  私募基金在运营过程中转让其持有的非货物期货、外汇、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其他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资产管理产品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金融商品转让行为,就金融商品卖出与买入的差价缴纳增值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股权(股票)转让中对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区别对待。若转让的股权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其收益不需缴纳增值税;若转让的是上市公司股票,根据转让人的主体不同还有所区分,若转让人为个人,则应适用2016年财税第36号文的规定免征增值税;若转让人为法人或其他单位,则需适用“金融商品转让”税目,就其卖出价与买入价的差额缴纳增值税。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基金份额的赎回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行为。理论上,基金份额赎回的法律后果是导致基金份额就此消灭,是与创设基金份额的申购相对应的行为。其份额所有权并未在主体之间发生转移,而是直接灭失,故不属于转让金融商品,也并非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政策上,财税[2016]140号文明确的规则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根据现行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应就其利息所得缴纳增值税。此外,根据2016年财税140号文中的相关定义,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指通过投资保本产品(即承诺到期收回全部本金的产品)获得的投资收益。因此,若合伙人与其他合伙人通过协议约定了保本条款,则由于该合伙人不承担基金投资产生的风险,其对基金的出资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借贷而非投资,故该合伙人取得的收入视同贷款服务取得利息收入,需要缴纳相应增值税。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指以收取手续费、管理费、转托管费等各类费用为对价的金融服务,对于合伙型私募基金,其收取的基金管理费即为提供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产生的销售额。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合伙型私募基金收取的管理费全额适用一般计税方法,一般纳税人按6%税率缴纳增值税,并可以抵扣销项税;小规模纳税人则按3%税率纳税,但进项不可抵扣。

  由于合伙制私募基金所募集用于投资的资金不计入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不征收资金帐簿印花税,故私募基金在募集设立的过程中无需缴纳印花税。但若私募基金在运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出现向企业出资、转让或接受股票(股权)转让等印花税应税行为,则仍需按照一般规则依法缴纳印花税。

  在法律层面,我国从未在法律层面正式将“私募基金”这一概念纳入法律体系,合伙制私募基金仅能凭借其合伙制的主体性质在《合伙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此类法规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最早颁布的《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还是后续明确合伙企业纳税问题予以明确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立法层级上都属于法规、规章,立法层级较低。现行私募基金法规体系仍然是围绕证监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建立的规章体系,法律层级仍然停留在规章层次。在缺乏法律层面立法规范的情况下,其相关的税收立法更加难以得到重视。

  可以说,在立法层面出台法律法规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体系,是规制好私募基金及私募基金纳税问题的前提。让私募基金在法律层面拥有一席之地,配套制度及相应的的税法规范才能有体系的依次展开,仅在出现问题后依靠证监会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进行规制,难免会出现目前立法“碎片化”的状态,关注点较为零散的同时,关键问题却得不到明确,导致整个行业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目前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的税收负担较重。首先,在税收方面,有限合伙制基金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司和个人层面的双重征税,但也不能享受现行的70%应纳税额抵扣、15%较低所得税率等绝大多数税收优惠政策。由于我国私募基金起步较晚,且最初多为公司制形式,因此早期颁布的税收优惠政策均未将合伙企业纳入税收优惠政策。随着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发展,我国也并没有针对该基金制定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自然人有限合伙人股权转让所得税负较重。基金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应适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目,税率为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对于普通合伙人而言,其管理运营基金,可以视为从事了生产经营,以生产经验所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其不管理合伙日常事务及对外投资运营管理事务,只是对基金事务起监督及对重大事项通过委员会商议决定。对比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从事的分工可知,前者主要出资,后者(基金管理人)主要出力,二者从事的行为有质的区别,这也是有限合伙企业的另一大特色——出资与管理分离,实现人力与资本的有效结合的体现。

  有限合伙人的行为不带有经营管理职能,仅通过出资作为换取收益的对价,其所得的性质更近似于买卖股权的财产转让所得。现行政策将其一概视为生产经营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课以重税,则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这一大特色被忽视,加重了有限合伙人股权转让所得的税收负担。

  最后,法人合伙人股息红利所得税负较重。从税收中性原则出发,税收负担不应当在不同形式的主体间做到公平,以免因税收因素干预市场主体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然而,公司制私募基金由于其法人资格,其投资项目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收益可依据现行法规免交企业所得税;但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取得相同收益时,法人合伙人对此仍要缴纳所得税,不适用法人本可以适用的免税政策。就投资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负担的税收而言,法人企业投资于公司制PE比投资于有限合伙制PE税负轻,这显然不利于PE向法人合伙人募资募集资金;其二,在法人合伙人取得股息红利收入后,其性质即变为企业所得,法人合伙人需就有限合伙基金的上述所得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但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取得基金所得“股息红利”时,其所得性质未发生改变,自然人合伙人仅需就“利息、股息、红利”项目缴纳20%个人所得税。综上,在合伙制私募基金中,法人企业合伙人相比于自然人合伙人即存在明显的税收劣势,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由于资本具有逐利、地域流动性强的特点,各国对资本利得的征税幅度通常小于对生产经营、工资薪金等其他所得的征税幅度,我国亦不例外。虽然一些私募基金投资也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但其实质还是金融资本的运作,而非经营实业,无论是股权权益性投资、股权转让所得抑或是股息红利,均具有资本利得的性质。因此,规制私募基金投资的税收政策应延续对待资本利得的一贯思路,与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相应区分,给予其与股息、红利等其他资本性收益相同或相似的待遇。而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税率并未考虑基金投资资本利得的特征,而是一贯适用生产经营所得税目缴纳所得税,其税收负担远高于股息、红利所得这一典型资本利得20%的所得税率。

  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就这一问题多存在困惑和争议。虽然生产经营所得规定了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由于基金资金量大、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一旦产生所得,往往就会适用35%的顶格税率。此外,基金投资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其周期也非朝夕即可完成,一次的所得可能是数年来长期耕耘的结果。但我国基金税率的设计没有考虑其所得的偶然性,仍将投资收益按次计算适用较高税率。这不利于鼓励基金长期投资,也不利于项目公司的融资与长期发展。

  在国际上,关于有限合伙基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税法规制,而我国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立法缺乏一个整体的设立思路。目前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仅针对合伙、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进行了概念的明确并出台了相应的规范,但就合伙制度与基金行业相结合产生的新特征并未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文件。此外,相关税收立法层级不高且文件较为杂乱,由于经济发展差异与地方经济竞争等原因,各地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口径不一,甚至对政策进行曲解甚至修改,实际的税收负担也不尽相同,导致各地有限合伙基金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别。

  因此,当务之急是有一个总体框架,表现立法出对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的明确态度,是如何支持,希望其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构建的贡献多大,都应体现在其总体框架中。其次,必须摆脱立法层级停留在部门和地方的税收政策的办法、通知上,取而代之的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专门的法律,如果这样做攻坚难度较大,也可以选择退而求其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门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税法条例。

  首先,应当平衡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税负差异。税法上的公平原则包含纵向的税收公平与横向的税收公平两个方面,横向的税收公平,要求同等经济状况、从事相同的经济活动的人应纳同等的税收;纵向的税收公平,要求经济水平不同的人就其经济水平负担相应的税收。税收公平追求实质上的平等。私募股权基金虽有不同组织形式,但同为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制与其他组织形式应当平衡发展,税收政策不应当对其中某一种有所偏重,进而干预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因此,建议增加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使得各种组织形式在整体上的税负趋同,以实现税收优惠的普遍性。

  此外,政策还应当从税收公平原则出发,区别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中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与自然人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税负,区分二者之间不同的经济能力,不同的经济行为,而制定相应的税负。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并未参与合伙事务的,其股权转让所得具有资本利得性质,应当参考股息、红利20%所得税率进行规制。

  对法人合伙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来说,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其投资于另一个居民企业时所得的股息、红利免税,是出于鼓励投资、发展企业的目的。而其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再投资于另一个居民企业,其取得的股息、红利却不免税,但却也是基于鼓励投资、发展企业的目的。目的相同,税收规定不同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建议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法人合伙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参考美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适用的流经原则,其在基金取得股息、红利时是股息、红利的性质,流经到具体的法人合伙人时,股息、红利所得的性质应不变,也还是股息、红利,法人合伙人对此适用免税的规定。

  目前,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均颁布了针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规定了创投企业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抵扣应纳所得额,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有《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这一支持私募股权基金税收优惠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了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在私募股权基金税收优惠政策得到法律授权可由国务院制定的前提下,笔者却发现大量的私募基金支持政策却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局牵头以规定、办法的形式颁布,各地差异甚大,造成了优惠政策统一执行的困难。遗憾的是,证监会提出要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协同商讨如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而并非由有立法授权的国务院来与之统领制定。笔者认为,需改变这种立法层级低以及我国各地税收优惠政策严重不一致的局面。为改善这一情况,应按企业所得税之规定,同时在合伙企业法中增加由中央统一安排税收优惠权,实现税收优惠权的规范统一。另外,国务院应作为主体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而不是授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或其他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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